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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府产生了,而新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农”及金融业改革。而金融业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如何化解。早些时候,无论是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与媒体炒得十分火热的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相比,国有银行如何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都显得更为重要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如何化解?不找到问题之症结所在,可能改无所改。

正如最近英国《金融时报》、高盛公司、穆迪公司、法国里昂证券等国外各机构同时发表了对中国银行业的研究报告,而这些报告都明确地指出了目前中国银行业所存在的5000-6000亿美元的巨大不良贷款为最大风险,它是严重阻碍国内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如果国内银行业巨大的不良贷款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导致国内的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者吞没掉。因此,加快国内银行业改革,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是十分迫切了。这也是新政府最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严重性已是不争之事实,它早成了国内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为了化解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从1994年,政府就对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进行了分离,以及采取银行业、信托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原则,货币当局又对中国的金融机构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同时,四大国有银行也明确了按照商业银行的规范进行改革的要求。如采用了新会计制度,集中了贷款决策,创造了新的监管主体等。而且还在早几年,政府为了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曾通过债转股(一万四千亿元)、特种债券注资(二千七百亿元)、呆帐注销等方式来填补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这个黑洞。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好,到2002年底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仍然高于25%以上。而且在采取国际上通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后,不良资产比率可能还会上升。也就是说,政府想在2006年之前把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下降到15%的水平并非易事,而且其代价也会是十分昂贵。高盛的安德森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中国政府想要清理国有银行巨大的不良资产,进行资产重组,使不良资产率达到8%,成本量将会超过现在GDP的30%(要注入国有银行3万亿元以上)。可以说,要化解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困难重重。还有,如果不能让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运作机制从根本上改变,其潜在风险也就挥之不去。

那么,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根源何在?它又是如何运作的?有人指出,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政府角色定位是解释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成因的第一变量,可解释现有的银行不良贷款的70%;银行自身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则是第二变量,只解释银行不良资产剩下的30%。早在1998年之前,我曾撰文指出,国有银行巨大的不良资产就在于相关利益者(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国有银行本身)把其当成各自谋利的工具,也曾指出过银行管理者行政化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官本位制度”为重要之原因。也有人说是由于中国没有成熟的信用文化、是由于银行被迫给国有企业贷款、是由于转轨经济中计划经济的影响等。但是这些解释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没有触及到中国银行业尚未改革的核心,即中国银行业不成为其银行,即国内银行的实质不是风险定价。

其实,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面对着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市场中许多制度安排的出现就在于如何减少人们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就在于降低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风险。而银行体制的出现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其工作的实质就为风险定价,就是承担风险及分散风险。银行核心功能是进行风险的交易,其盈利模式就是买进风险与卖出风险之间的价格差。

在中国,为什么银行的不良贷款会越来越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有效风险定价机制,整个风险的价格完全是政府的管制下。比如银行业,在严格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国内银行既没有自主权来确定其自身产品的价格(存款利息管制),也没有权利对购买的产品按市场情况确定其竞标价格(贷款利息管制),银行只有按政府规定的价格来出售风险产品。

这与目前市场体制下的其他产业根本不同,如房地产业在买进原材料时,可以随意的竞标,如果出价不够,卖方不会卖给它。可在国内的银行业,风险定价完全被政府里的几个人组成的小组来定夺,各银行既不能向企业说以某个价格向它买风险,也不能自主地向存款者或投资者确定风险的卖价。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向企业贷款,银行的从业人员不知道自己是在向企业购买风险,而是把它看作是向企业推销产品。这样,银行从业人员整天地去拜访企业,建立人际关系,以便希望企业购买银行的产品。这时,当事人有谁会浪费时间来考虑风险的成本与分担呢?

就吸收存款来说,银行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人格表卖出风险,即使各银行的资信等级各不相同,同时银行也完全没有能力通过谈判或协商去得到更好的交易条件,存款者也没有能力通过谈判更廉价地去购买风险。结果是购买风险的人不要区别银行之间的好坏,因为所有银行的风险都一样。再加上国内银行基本上为国家间接担保,这样所有银行就没有风险了。这也正是国内储蓄不断创新高与国有银行效率低的重要原因。

既然国内银行从业人员不懂也不实际做风险定价,那么银行贷款组合质量改善是十分令人质疑的。而贷款组合是银行购买的风险组合。由于每一个借款人都是唯一的,因此每一笔风险都是独特的,好的风险定价只能根据市场具体的情况独自的价格测算。如果贷款组合的每笔贷款的风险是由别人来定价,那么其价格一定会是错误百出。目前,在政府的利率管制下,风险定价完全由几个人来垄断,因此,有效的风险定价机制是不可能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从业人员不懂也不需要学习风险定价技术,从而也不需要有效风险贷款组合,也无法承担其行为之责任。而政府则通过对风险定价的垄断把社会的资源不断地转移给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银行的不良贷款也就在这过程中形成及累积起来了。因此,如果不能够放松银行业的利率管制,如果各银行没有自主的风险定价权,那么产生不良贷款的运作机制就依然存在,从而要让不良贷款率降低在适应的水平上也就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利率为管制的情况下,也就无法形成减少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运作机制。因为,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率,国有银行或是会扩大贷款的比例,把贷款总额的分母加大,但这必须是他们认为优质贷款(如住房按揭),或是“惜贷”。但是,在银行惜贷的同时,而存款则源源不断地进来,否则如果银行没有能力偿还存款而不收存款的话,那么银行的挤提或破产也就会随之而至。

可以说,无论是不良贷款的产生,还是不良贷款的减少,都在于如何形成有效的风险定价机制,都在于如何放开对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这个方面不能够迈出一大步,不良贷款的生成机制依然存在,那么不良贷款要真正减少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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